依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所搜集的珍贵史料，展现老科学家们的学术生涯、精神世界及突出贡献。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科学文化，打造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技人物专题宣传平台。

　　1964年10月15日深夜，距离中国试爆第一颗的预定时间已不足24小时。为了让试验如期进行，理论小组成员连夜对核爆试验的成功率进行最后的测算。物理学家黄祖洽就是小组成员之一，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参加和氢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

　　研制过程中的计算推导，是由黄祖洽亲自组织完成的，他对数据了如指掌，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给出了结论，此次爆炸的成功率为99%以上。后来，黄祖洽等三人一同在确认书上签字，并上报中央。

　　10月16日，伴随着巨大的轰隆声，罗布泊上空开出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从此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黄祖洽，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1980年，56岁的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余年，直至2014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回首黄祖洽院士走过的路，工作路上身兼两职，求学路上兢兢业业，人生路上文理兼修，三条路相互交织构成了他辉煌的一生。

　　和氢弹预研工作的任务繁重，为确保的早日成功，同时促进氢弹的预研，黄祖洽同时在原子能所和核武器研究所两地工作，身兼两职，却单向传讯。

　　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建议下，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和回旋加速器研究。短短几年间，他在铀水堆（用于核潜艇）、石墨堆（用于生产）、元件堆（用于试验元件）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探索性工作，与导师彭桓武先生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60年12月，二机部做出决定，由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探索氢弹原理。所长钱三强成立了“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由黄祖洽担任组长。在氢弹的预研工作中，黄祖洽最先推导出氢弹理论的第一套总体方程，并提出解决热核武器是如何把起核反应的物质组合起来，使之达到高密度、高温度的办法。

　　60年代初期，为加速核武器的研制，加强和氢弹预研工作的沟通和联系，原本在原子能所工作的黄祖洽，被要求用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他需要一边研究研制所需的“状态方程”，探索中子源部件结构的设计；一边带领“轻核理论小组”的十几个年轻人继续开展氢弹的预研任务。

　　按当时的保密规定，钱三强先生再三嘱咐黄祖洽：“你要做一个‘半导体’，原子能所的一些什么东西，你可以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这边，但是这边的工作呢，是一点不能透。”因此，黄祖洽得了一个“半导体”的称号，成为了当时唯一同时参加氢弹和研究的科学家。

　　在西南联大聆听叶企孙、王竹溪等名师授课，读研究生又拜钱三强、彭桓武为师，受何泽慧先生指导。真正的良师益友，共探核心。

　　黄祖洽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接触到了当时中国最权威的物理学教授叶企孙、王竹溪等人。对于黄祖洽来说，他们既是老师，又是长辈。

　　黄祖洽曾经说过，在昆明的时候，王竹溪教授利用假期时间亲自教他法语、改数学习题；回到北平之后，介绍他读了许多数学和物理学的著作。有一次，黄祖洽消化不良，王竹溪让他到自己家吃饭，还让夫人为黄祖洽做可口又容易消化的软食，直至病愈为止。这份宝贵的师恩之情，让黄祖洽铭记一生。

　　1948年，23岁的黄祖洽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当时原子物理、核物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毅然选择了攻读硕士研究生。在选择所要攻读的研究方向和导师时，王竹溪老师告诉他，钱三强教授已经从法国约里奥-居里实验室回国，并在清华大学做教授，建议黄祖洽报考钱三强教授的研究生，继续核物理方面的深造。

　　钱三强看到黄祖洽优异的成绩，加上对这个年轻的物理学人才的偏爱，顺利地接收了他。学习期间，黄祖洽还参与到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何泽慧先生领导的研究小组里，共同研制出了当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

　　有一个月，钱三强先生需要参加一个世界青年大会，便将讲课的任务大胆地交给了黄祖洽。黄祖洽虽然已经多次担任教师的角色，但给同龄的研究生讲课还是第一次。在课堂上他轻松应对，甚至不带讲稿，学生们听得很投入，被讲课内容也深深的吸引。

　　黄祖洽跟着导师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钱三强先生发现他喜欢追究理论根源，很适合做理论物理的研究，就把他介绍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教授彭桓武先生。这次偶然的机会，不仅改变了黄祖洽的研究方向，也是他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

　　当时彭桓武一人寄居在叶企孙先生家里，黄祖洽找他请教和讨论问题非常方便。有时彭桓武干脆与黄祖洽在清华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误了用餐时间，师徒二人就到工字厅旁的小饭馆吃饭，吃过饭再继续讨论。

　　在一次讨论中，彭桓武建议用量子力学的方法计算氟化氢分子，黄祖洽听了之后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便开始从氟化氢分子的哈米顿量出发着手尝试，后又转变为解决哈吹-福克（Hartree-Fock）波函数的约化变形问题，并把运算过程写成了他的硕士论文《氟化氢分子的一个计算》。

　　1950年7月下旬，提前修完学分的黄祖洽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仅用了一年零八个月就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第一位研究生。

　　自跟随导师彭桓武先生开始，二人就结下了师生缘，开启了亦师亦友的学术生涯。两人在核物理方面合作研究近50余载，为我国的核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彭桓武曾说道：“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先后受外国的野蛮蹂躏和敌意封锁，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事业，新中国召唤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儿女，黄祖洽便是在这时期成长并有所建树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读私塾，印儒家文化；拓兴趣，文理兼得。应时代需要，研究核武器理论，后踅身杏坛，育桃李，品酌执教鞭起舞的优逸与从容。

　　黄祖洽从小喜欢看书，父亲黄迪庆发现他数理方面的天赋之后，便将他的兴趣引到数学上来。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黄祖洽的算术成绩从中游升至全班最好。大多数同学对各种类型的四则杂题茫无头绪时，他却能化繁为简清晰地解答出来。

　　1939年，黄祖洽进入九江乡村师范学校读中学。有一次，他在物理课上提了个问题，物理老师没回答出来，随后老师把自己大学时的物理书给黄祖洽看，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就是这本书把黄祖洽带入了物理学的殿堂。

　　黄祖洽文理兼修，跟物理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也很擅长诗词格律，在其八十寿辰时出版的《三杂集》中，收集了他多年来撰写的文章、诗词，还有对童年往事的回忆。

　　在中学的时候，为了躲避抗日战火，黄祖洽的学校辗转到了江西的一个小山村，条件很辛苦，但是有一位老师告诉他：“如今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眼前的人才就是天下的人才。”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黄祖洽。他将这句话记在心里，成为他爱才、惜才，注重培养“天下之才”的格言。1980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他选择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登上讲台，拿起教鞭和粉笔，开始为祖国培才、育才。

　　一位听过黄祖洽讲课的采访人员这样写道，教室里座无虚席，黄先生87的高龄依然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坚持为学生授业解惑。这不是一个凡人能做的了的，更不是一个凡人能拥有的心态……

　　2013年10月底，黄祖洽因胰腺癌住进医院，入院的前一天，他还在北师大给大一学生讲课。女儿黄萌很担心父亲，一直瞒着他的病情。出乎意料的是，黄祖洽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表现很镇定，吃饭、睡觉与平日没什么两样，时而还像小孩一样乐呵呵的笑。

　　当问起黄祖洽为何还这样高兴时，他说道：“我能这样高兴，是因为这些天回想了一下我这一生，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问心无愧。有些人在即将离开时，会想起曾经做过什么坏事，有悔悟之憾，而我没有，所以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