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将《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一文呈送给日本最高当局，并认为“今后主宰爱新觉罗的命运的，必为湖南人”。宗方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

　　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其次为河南；再次为福建、广东。现湖南恰如立于治外之域，政府之命令往往不能实行，政府亦不能相强，俨然形成一国。

　　这一“高见”，是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写在《经略长江水域要旨》（编者注：该文写于1895年）一文中呈送给日本最高当局的。宗方认为“今后主宰爱新觉罗的命运的，必为湖南人”。

　　宗方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他更进一步比较道：“彼英国自数年前即促进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岂无故乎？”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以及湖南对于西方势力影响的成功，令日本人对这个相当神秘的省份充满了好奇。

　　那时，汉口乐善堂刚刚在英租界河街的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临街楼房内挂牌营业，应荒尾精的邀请，各地浪人纷纷前来。按照日本黑龙会所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此地成为日本在华“志士们”的“梁山泊”。他们蓄辫发，着华装，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以商人的名义为掩护，到处活动。而线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甲午店员，只有7~8名日本人和5~6名中国人。

　　日本人做事是严谨的，尽管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身份及赞助，他们还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时时处处以“我党”这样充满含义的字眼自诩，而并非“我公司”或“我堂”，在他们集体拟定的一份名为《一般心得》的“党章堂规”中，提出第一阶段任务就是“改造中国”。荒尾精在一封发给下属的指示中，将乐善堂“强烈之事业”上升到“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的高度，自我期许非常高，并特别要求“同志们”“自觉其责任之重大，百折不挠，小心胆大，巧装俗态，以避内外人之疑”。

　　在他们的“党章堂规”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岂轻进缓漫所能致耶？一举一动，有关兴废之处不少，故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党章堂规”要求“同志们”在平时与外人交往时，态度务须稳重，“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乐善堂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机构。荒尾精自任堂长，所有人员分成了“内员”与“外员”两种。内员设立了三个部门：“理事股”负责商业经营和会计等；“外员股”执掌整理调查报告、审查在外干部情况，摘录国内外大势消息等；“编纂股”则负责汇集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东西洋的新闻，择要编撰成册作为日后的参考资料。

　　一线的间谍们都安排在了“外员”部门，调查项目被细分为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兵工厂等，此外对于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善恶贫富，都要求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实地调查。

　　究竟什么样的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是优秀的？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设在中国的最重要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进行了相当细致的阐述。

　　根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6类中国人定为侦察和“”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在“君子”一项中，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第三等：有志于改良国政以救本国(指中国)者；第四等：有志于鼓励子弟而欲明道与后世者；第五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第六等：洁身以待时机者。

　　“豪杰”分为八种：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他们还专门指出，凡有下列缺点者，则不能列入“豪杰”：凡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19岁的滕岛武彦在汉江之上被水匪抢劫时，还能想法儿收服水匪，并不惜耽误新疆考察大计，而前往营救被官府捕获的水匪头目，就是为了“团结”62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甲午豪杰们。

　　荒尾精曾经明确地要求：“探究朝野人物及马贼、白莲教等的踪迹和实情，善收其人心，以及他日能为我所用之方法。”“豪族”则指名家或富室之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一乡一镇之间，都有相当名望，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他们在给间谍的指示中，要求“细查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

　　“长者”则指家富而好济贫，在乡间排解纷争的人物。此类人，乡望素孚，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

　　“侠客”是那般奋不顾身、喜打不平，救人于危者，此类人平日颇得血气方刚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际，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才”后一面详细打探，制作档案；另一方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从这一中国人才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殚精竭虑，其间谍们“面向基层”、“面向实践”的工作十分扎实。他们因此而与中国下层的秘密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以及“马贼”们，都成为他们工作的对象。在日后的侵略中，日本人能相当有效地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作为号召，并在中国的共和中赢得党普遍的倚重和尊敬，都与其当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分割。

　　乐善堂将外员们分立为不同的“支部”，这个词汇后来成为中国最为频繁使用的词。除最早的湖南支部外，还建立了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除上海主要负责为其他支部供应商品外，各地支部表面上均是一个杂货铺子，为谍报工作做掩护，间谍们就以送货为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各地。

　　北京支部被荒尾精称为“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了最能干的宗方小谍战甲午63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太郎坐镇，重点是观察清廷中央的动向，宗方同时负责天津支部，开展针对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京、津两支部还负责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及蒙古的情报收集。

　　1888年春，将要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消息传来，令日本人十分焦虑：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将得以迅速地向中国的西北和东北用兵，本就已成“空心大树”的中国将很容易被北极熊拱翻，日本的一切计划就将落空。而在日本的扩张大计中，始终是战略上的第一假想敌，而中国无非是阶段性的敌人，是为了对抗而必须提前处置的手段而已。

　　根据堂规，这时正是乐善堂召开“外员”年会的时节。老牌谍报机构玄洋社伸出援手，其首领平冈浩太郎和中野二郎商定，派出山崎羔三郎、奈良崎八郎、平冈常次郎、丰村文平等一批青年间谍，支援汉口乐善堂。

　　乐善堂这一次年会，有20多人参与。会上形成的几项决议，对中日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会议明确提出，“吾辈同志之目的是，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中国”，而“中国清政府已经，敌视我们，不理解协同防御之大义。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中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在甲午战争中，号召汉人起来发动“驱除鞑虏”的，成为日军重要的政战口号；“为防止东侵，派遣同志去新疆和，促使伊犁总督刘锦棠决起抗俄”。为此，他们确定了由“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浦敬一前往新疆，由年仅19岁的藤岛武彦配合。但第一次新疆行，因藤岛在汉江上与水匪的一段恩怨交往而耽误时间，未能成功；第二次两人虽然成功走到了兰州，但因盘缠几乎用尽，只好将藤岛先遣回汉口，浦敬一则从此失踪；会议决定除湖南支部外，在四川重庆府设立四川支部，负责云贵川以及藏区的情报收集。之所以选中重庆，完全是考虑其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枢纽地位，以及彪悍的民风，是日本人将来理想的“举事之地”。四川支部的石川伍一等人，深入云贵滇藏，考察十分详尽，甚至绘制了精密的地图，成为日本军方的重要资料。这些间谍人员甚至提出，效仿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分割中国；在加强对北京宫廷的情报侦察，监视清廷中央动向之外，实地调查关外形势，派遣宗方小太郎到东北侦察，重点是金州、旅顺等北洋舰队的基地；在上海设立间谍学校，为“东亚经纶”准备商战与谍战的两栖人才，这就是日后建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及东亚书院等机构的肇始。

　　乐善堂的“外员”们纷纷进入两湖、四川，直指陕、甘、滇、贵，以至新疆、，举凡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产业交通、关卡兵营、军事要塞等，均在他们的侦察范围。

　　这些年轻的日本间谍们，不畏艰苦，先是肩挑背扛，扮成货郎，四处贩卖货物。货卖光后，就假扮郎中、风水先生甚至乞丐四处周游。遇到关卡盘查，汉语说不标准，就谎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蒙骗过关。各地间谍几乎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险情，这成为甲午战争中谍报工作的一场“实兵预演”，这些年轻人也因为扎实的调查研究，而成为深知中国国情的专家。

　　各种各样的情报都汇总到了汉口，1889年4月，荒尾精将乐善堂创立三年来获得的大量情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提炼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提交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

　　在这份谍报总结中，荒尾精明确提出，中国已经全面，日本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利用中国对抗西方。他提出了应以商战养谍战，以商战扩充军备，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商会，在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建立支部，边经商边搜集情报，这是“对清国第一要着，今日万急之务也”。这一建议，在谍战甲午65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日本朝野得到巨大的共鸣。

　　在这份提纲式的报告基础上，后来主持乐善堂的根津一，将所有情报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整理和编纂，形成了一套《清国通商总览》的煌煌巨著。全书分二编三册，2000多页，内容全面，涉及中国社会、、经济、金融、商贸、产业、教育、交通运输、地理、气候、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俨然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各界热捧，成为日本侵华的指南。

　　《清国通商总览》也震撼了日本商界，大阪一位名叫冈崎荣次郎的富商，在感动之余欣然解囊，同意为刚在上海成立的间谍学校“日清贸易研究所”，赞助设立一个实习基地，对内叫“日清商品陈列所”，对外则叫瀛华广懋馆，令年轻的间谍学子们有一个实践商战的平台。这个实习基地经营得法，生意兴隆，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经费困难。

　　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乐善堂的年轻间谍们在中国行万里路，“写”万卷书，扎实地进行着调查研究，并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认识着这个国家的一切。这些，似乎也注定了随后到来的甲午战争及其之后中日两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