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7年4月，缅甸军队攻陷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城，经过一番掳掠焚烧，留下孟族将领苏基率领一部分缅军镇守阿瑜陀耶城附近的重镇三株菩提树村，其余主力部队迅速撤回缅甸。

　　这是因为当时缅甸正在与中国清朝政府进行战争，乾隆皇帝派出的征缅部队已经打到阿瓦附近，迫使缅王辛标信急令在泰国的缅军撤回援救。

　　泰国人民的驱缅复国斗争是在郑信的领导下进行的。郑信祖籍中国广东潮州澄海县华富村，一说祖上是海丰人。

　　成书于年间的四十二梅居士著《郑昭传》说：“予家南洋（村名），距华富（村）仅数里，少时尝访其墓，颓败已甚，遗族数家亦贫不自存。

　　郑镛是清季初年移居泰国的成千上万潮州人之一，他的出国原因也应与绝大部分潮州移民一样，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考察。

　　天灾、人祸和兵燹使大批自耕农破产，成为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存，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

　　距澄海不远的樟林港，因康熙年间的中泰大米贸易而兴起，在汕头因鸦 片战争失败而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前，樟林是广东一个重要的海港。

　　樟林码头上形成了一条新兴大街，长约300米，宽约5米，两侧是商店、仓库和货栈。街口有一石牌坊，坊前有一望海楼。

　　从樟林港乘船去泰国的潮州人中，除了一些去做生意的殷实大户外，绝大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城镇无业贫民。

　　为此，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在曼谷石龙军路的然那瓦寺修建了一艘巨型的石制红头船，以纪念潮州移民对泰国作出的贡献。

　　他先在阿瑜陀耶城贩卖水果，做些零星小买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承包赌税，渐至发达，娶暹女洛央为妻，成家立业。

　　郑信之所以被过继给昭披耶却克里，是因为其父郑镛包揽赌税，跟财政部业务关系密切，曾获坤钹陀那封爵，可算是昭披耶却克里的下属。

　　鉴于昭披耶却克里无后，郑镛或许出于友情，或许出于对自身事业发展和孩子前途的考虑，才将亲生儿子送给财政大臣抚育。

　　郑信退却在后，被关在城外，进退无据，遂率领手下的500名泰人和华人士兵，连夜冲出缅军的重围，乘船沿湄南河而下。

　　当他们的船队来到曼谷的时候，正好赶上黎明，故把曼谷河对岸的寺庙称作黎明寺，寺旁高耸的佛塔叫作黎明寺塔。

　　据泰国《御定本编年史》载，1767年1月上旬，郑信率部从阿瑜陀耶城（大城）突围出来，在他率领的500名士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华人。

　　1767年2月，郑信的部队到达泰国东南沿海城市罗勇，以此作为驱缅复国的基地，打造船只，招募士兵，很快就发展到1万余人。

　　郑信最初进驻罗勇的时候，原先的统治者披耶罗勇表面上对他表示欢迎，暗中却调兵遣将，企图把郑信赶出罗勇。

　　郑信率部占领了罗勇后，下一个目标是尖竹汶城，因为这是一个较大的海滨城市，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

　　莫赛原在阿瑜陀耶城东门开商行，他看到阿瑜陀耶王朝十分衰弱，无法抵御缅军的进攻，在城被攻陷前就带着所有的财货逃到尖竹汶。

　　郑信的部队来到尖竹汶后，莫赛献上印度花布1500骨里，  广东色绢200匹，上海丝绸100匹，并定期捐赠军饷钱500昌。

　　这位中国船主便把这些陶瓷俑献给暹罗国王，国王赏给他一些山货，而后又封他为通事，随贡使到北京。

　　到了波隆摩罗阇五世（1758—1767年在位）时期，銮锡宋钹被提升为格龙爵衔，担任船务官，后又提升为管皇库的昭披耶。

　　因为听说柬埔寨发生饥馑，粮价上涨，便命森与其他三兄弟率领32艘帆船，满载米、肉和咸鱼到柬埔寨贩卖。

　　郑信率部到达尖竹汶时，森将船上所载物资连同32艘船一起捐赠给郑信，米、肉和咸鱼供部队食用了很长时间，船则改作战船，在驱缅复国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正是因为郑信动员了包括华侨在内的泰国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形成了广泛的爱国阵线，才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将入侵的缅军赶出泰国。

　　驻守三株菩提树村的缅军主将苏基，命副将蒙耶率水军堵截，但为时已晚，蒙耶不战自退，苏基顶不住郑信的迅猛攻势，只好献城请降。

　　郑信光复阿瑜陀耶城的消息传到阿瓦，缅王辛标信命塔瓦城守将率兵3 000人，从西部入侵暹罗，抵达万公区。

　　驻防该区的是郑信麾下的一支华人部队，担负着镇守暹罗西部门户的重任。缅军依仗人多，将华人部队层层包围。

　　这是吞武里王朝建立后以华人部队为主力抗击缅军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大大挫败了缅甸入侵者的气焰。

　　双方在宋胶洛城下进行鏖战，陈联身先士卒，挥动双剑奋勇杀敌，杀死许多敌人，把剑都砍折了，获得了“断剑披耶”的美称。

　　（2）统治难府、帕府的僧伽长老组织了僧侣武装，建立了僧权割据地；（3）统治洛坤的昭孟（城主）宣布独立，自号“穆锡卡王”。

　　当时正逢河水泛滥，銮哥沙的军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郑信带领的船队到达时，遭到袭击，首战失利，郑信的腿部受了枪伤，只好下令撤回吞武里城。

　　1769年4月，郑信派昭披耶却克里（名穆）为主将，通銮、汶吗和披耶碧差武里为副将，率兵5000人由陆路出征洛坤。

　　郑信委任刚晋为披耶爵衔的汶吗和披耶披差各率500军士从陆路出发，自己统领12000名水军由水路开拔。

　　1776年，呵叻城的昭孟（城主）与其下属满隆城的昭孟发生纷争，满隆的昭孟转而投靠老挝境内的独立小邦占巴塞。

　　1769年，他写信给柬埔寨王乌迭二世，要求柬埔寨像阿瑜陀耶王朝时期一样，向吞武里王朝进贡金银花。

　　郑信即派披耶却克里兄弟去攻打暹粒，派披耶哥萨提布去攻打马德望，命令他们先占领这两个城市，然后等候中央主力部队从这里通过，再去讨伐乌迭二世。

　　后来吞武里王虽然占领了洛坤，但因海上发生风暴，船队不能按期返回，且有谣传说郑信在洛坤去世，因此侵入柬埔寨的暹罗军队急忙撤回国内，第一次征柬战争遂告终止。

　　后来，安南发生西山起义，无暇顾及柬埔寨，乌迭二世失去靠山，主动与亲暹罗的安农二世修好，承认安农二世为柬埔寨王，自己为副王，

　　1782年，吞武里王朝动员了20万军队，以昭披耶却克里为统帅，昭披耶素拉西为先锋，王子昭水管后勤，出兵柬埔寨。

　　据越南史籍《大南实录》载，两军在洛韦对垒，未及开战，暹军提出议和，阮有瑞应邀到昭披耶却克里营中会约。

　　由于缅军对暹罗人口的掳掠，战争中人口的伤亡，以及大批居民因战乱而逃匿山林，全国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奇缺，战争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粮食不足。

　　“举目望去，被饥饿、疾病、兵燹所害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骸遍野，堆积成山。苟活的人面黄肌瘦，形同饿鬼。”

　　但在初期，曾经发生了英国商人波内以及一些中国商人的帆船和货物在达叻附近被郑信的军队抢劫的事件，

　　一类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船货商，他们用帆船从中国载运丝绸和瓷器等货物到暹罗贩卖，又从暹罗载回大米和各种土特产，利用两地商品的差价，从中获取利润；

　　另一类是身无分文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贫民，为了糊口，到暹罗谋生，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如当水手、车夫和搬运工等。

　　移居暹罗的华侨之所以能够在暹罗商业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是因为暹罗实行萨克迪纳制，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派”和奴隶都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能去从事商业活动。

　　移居暹罗的华侨，他们不受萨克迪纳制的束缚，既没有按身份等级占有封田的权利，也没有承担各种劳役的义务，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

　　华侨以自己的劳动所得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积蓄作为资本，经营一些小买卖，从事边远农村土特产品与城市日用工业品的交叉贩运，促进了暹罗社会的商品交换和流通，活跃了社会经济。

　　郑信对华侨采取了优惠的政策，如对华侨免征人头税等，因此吸引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破产农民移居暹罗。

　　除此之外，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郑信将“派”的服役时间，由每年6个月减至4个月，使“派”们有较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吞武里王朝取消了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武沙木罕管理南方各省的权力，在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权也由昭披耶却克里所取代，从而削弱了武沙木罕的权力。

　　吞武里王朝初期是由一位名叫穆的将军担任昭披耶却克里，穆去世后便由通銮（即后来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继任，所以在吞武里王朝中后期，通銮的权势炙手可热。

　　如果一等城市的统治者昭孟立了功，国王就增加一些小城市归他管辖，以此作为奖励，因为这意味着他所能得到的税收和劳动力增加了。

　　畿外城市的昭孟对于他所管辖的城市有充分的指挥权，中央也派一些负责法律、税务或其他方面的官员来协助他工作。

　　宗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而佛教则是暹罗的传统信仰，暹罗居民90%以上都信奉小乘佛教，郑信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佛。

　　阿瑜陀耶城沦陷的时候，暹罗佛教受到严重摧残，寺院被焚烧，佛像被毁坏，佛教戒律和三藏经典散失殆尽，寺庙香火中断。

　　1768年，郑信亲自在大钟寺召集全国德高望重的僧侣开会，选举各地僧侣团的首领，重建各地的佛教组织，并决定收集各地散佚的三藏经典，集中到京都吞武里，组织力量校勘和整理。

　　1769年，郑信征服洛坤的时候，把那里珍藏的佛教论藏带回吞武里，命人抄写，抄了副本以后又将原著送回洛坤保管。

　　洛坤的希长老曾被他请到吞武里担任僧王，后因有人揭发这位希长老在缅军攻陷阿瑜陀耶城的时候，曾把埋藏财物的地点告诉缅军，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被杀，郑信才免去这位希长老的僧王职务。

　　1770年，郑信平定北方枋长老的割据势力后，对北方的宗教进行了整顿，清洗那些不法僧侣，重申戒律，派吞武里的高僧为北部的僧侣重新剃度。

　　1878年，郑信到金边作战的时候，从那里把一尊印度古代镌刻的碧玉佛运回暹罗，就放在这座寺庙里。

　　由于吞武里王朝只存在短短的15年，而且忙于应付内外战争，所以在文学艺术上没有特别突出的建树。

　　泰国的古代文学剧本《拉玛坚》实际源于印度古代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叙述一位名叫罗摩的印度英雄的故事，最初在民间口头流传，最后经蚁蛭整理加工。

　　泰国的《拉玛坚》则没有人把它视为宗教的经典，而是供人娱乐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剧本的形式出现，供皮影戏、孔剧和舞剧等各种演出。

　　泰国最早出现的《拉玛坚》剧本是为皮影戏配音的不完全本，大约出现于阿瑜陀耶王朝的戴迦洛纳王时期，这大概是第一次以泰文的方式记录这个古老的故事。

　　此后，从帕碧罗阇王即位至阿瑜陀耶王朝灭亡，即1688—1758年之间，还出现了《拉玛坚》的另一个皮影戏配音剧本，计分9段，情节既不连贯，也不完整。

　　此外，还有一个供舞剧和孔剧演出的剧本，虽然比较粗糙，语言不够流畅，带有明显匆忙赶写的痕迹，但经历了泰缅战争的战火还流传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

　　1767年吞武里王朝建立后，郑信鉴于《拉玛坚》面临散失的危险，便组织人力对这部伟大的民间文学遗产进行抢救。

　　这个版本比起阿瑜陀耶王朝流传下来的版本，内容更为充实完整，语句也比较通俗凝练，带有吞武里王的个人风格，

　　另外，诗人披耶摩诃奴婆曾于1781年随外交使团访问中国，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长诗《广东纪行诗》。

　　1781年，吞武里王郑信派出庞大的外交使团，分乘11艘大船，满载象牙、苏木、犀角和藤黄等货物，5月从暹罗出发，7月抵达广州。

　　这首诗是泰使入贡中国的亲身见闻，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佳作。

　　卷首有一序言，大约出自泰国历史之父丹隆·腊贾努巴亲王之手笔，该诗全篇775句，每句七言，讲求韵律，为暹罗“长歌行”诗体。

　　关于从曼谷至广州的航程，我们对照明清时期中国船户所使用的《海道针经》，可以看出沿途所记地名皆准确无误。

　　贡船由北榄港出发，经三百峰头，过河仙镇，到昆仑岛，渡东京湾，拜灵山大佛，入外罗洋，经由澳门、老万山，溯珠江，抵广州。

　　披耶摩诃奴婆眼里的广州是一个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商业城市，“商舶如云集，面城四行横，桅樯森然立，时或去来频”。

　　“水村遥相望，清幽足留连，居民鳞次列，檐脊相绵延，带水起园圃，油油菜色妍，有林皆果树，地洼辟水田”。

　　虽然当时尚未兴起旅游业，但是听说来了暹罗客，男女皆来围观，语言不通没关系，打着手势来销售菜肴，还有浓妆艳服的妓 女来取媚风流客，

　　此诗描述了沿途航海的情况和在广东的见闻，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是泰国吞武里王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

　　缅甸贡榜王朝南侵暹罗，北扰中国，使郑信的抗缅斗争和乾隆征缅变成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南北两个战场。

　　另外，郑信希望得到清政府的外交承认，确立他作为吞武里王在暹罗国内的合法地位和权威，并对柬埔寨和老挝等属国行使宗主权；

　　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郑信希望恢复暹罗与中国的传统朝贡贸易，通过合法途径从中国购买硫磺、铁和铜等暹罗急需的战略物资，出售暹罗的大米和香料等丰足产品。

　　“与暹罗国王宜属君臣，今彼国破人亡，乃敢乘其危乱，不复顾念故主恩谊，求其后裔复国报仇，辄思自立，并欲妄希封敕，以为雄长左券，实为越理犯分之事”。

　　除了将郑信请封原文掷还外，乾隆皇帝还命令军机处以李侍尧名义，拟一份回文，严斥郑信，由陈美生捎回。

　　清季初年广东雷州人鄚玖率领族人因躲避满族统治而避难至此，将它开发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并建立称为本底国的华侨自治体。

　　1767年阿瑜陀耶城沦陷于缅甸后，阿瑜陀耶国王的孙子昭萃（也写作诏萃）、昭世昌投奔河仙，鄚天赐便萌生了立昭萃为王，逐鹿暹罗的野心。

　　他看准清政府从维护封建正统观点出发，希望原暹罗国王的后代子孙复立，便以辅佐暹罗阿瑜陀耶国王的裔孙昭萃为名，邀请清廷信任，同时诽谤郑信，促成清廷拒绝承认郑信。

　　1769年，鄚天赐在安南的支持下对郑信的吞武里政权发动攻势，派其外甥丑才侯陈大力率领3万水步兵攻打尖竹汶，广南定王派张德魁举5营兵前往援助。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清政府坚决不承认郑信的吞武里政权，但已经看出原暹罗国王的后裔子孙复立无望，郑信实际上控制了暹罗的局势。

　　李侍尧也意识到，河仙鄚天赐诋毁郑信，“揆其隐曲，当暹罗残破，裔孙昭萃逃至该镇之时，鄚天赐未始不欲居奇，从中图事”，

　　这样，清朝政府开始改变对郑信的生硬冷淡态度，对郑信与鄚天赐的矛盾也听其自然，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暹罗僻在海外，地势辽远，固非声讨所及，即丕雅新（郑信）篡窃鸱张，自相吞并，止当以化外置之。

　　1780年，郑信截获一封阮福映从安南写给鄚天赐的密信，内有“若东山战船到日，宜里应外合”之语，遂将尊室春和鄚天赐等人逮捕下狱。

　　郑信以清朝政府的态度转变为契机，主动采取措施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1772年送粤省海丰县民陈俊卿等眷口回籍；

　　清朝政府一方面为郑信的友好至诚所感动，更重要的是郑信已经成为暹罗实际上的统治者，这促使清朝政府必须正视现实。

　　况丕雅新当缅匪攻破暹罗时，以报复为名，因利乘便，并非显有篡夺逆迹……至其代立原委，原不必拘于名分，从而过问。

　　并通知李侍尧：“嗣后丕雅新处若无人来则已，设或复遣使禀请加封，愿通朝贡，不必如前固却，察其来意果诚，即为奏闻，予以封号。”

　　从1772年8月开始，清政府官方文件不再对郑信采取“暹罗国夷目”这种蔑称，也不再叫他旧官衔“丕雅新”，而是称他为郑昭，即郑王的意思。

　　1777年7月，郑信派3名使节到广州，用书面方式提出建立正式关系的请求。清政府明确表态：“可以准行。”

　　郑信经过充分准备，于1781年派出披耶逊吞那排亚突为贡使，包括王子銮利陀提奈毗罗和诗人摩诃奴婆在内的庞大的外交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