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立秋到白露，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各个乡镇农村，人们会涌入田间地头林地山沟抓蛐蛐，而全国各地的客商则汇聚到这里买蛐蛐。

　　数十年下来，泗店镇已形成国内数一数二的蟋蟀交易市场。据当地人称，参与捕虫的人家，每年这个把月光靠抓虫卖虫就有数万元的收入，所以外出打工的人，会“季节性迁移”返回家乡，加入捕虫大军。

　　因为斗虫的巨大需求，蛐蛐身价连年攀升。今年在宁阳市场上最贵的一只，据称被天津商户买走，价格是11万元。

　　被商人买走的蟋蟀会被人工养殖一段时日，而后流向全国各地，在一个个圆柱形小瓷罐中开始它们的“角斗士”生涯。

　　每年立秋到白露，宁阳县泗店镇柳厂村的党振海都会把精力放在地里——每天起早贪黑，不是种庄稼，而是抓蛐蛐。

　　抓了20多年的虫，他经验丰富，只要在一片苞米地外看看长势，或停下脚步听听这一带蛐蛐的叫声，就能判断出是否有好蛐蛐。

　　不论白天黑夜，几乎整个宁阳县的农地沟壑中，都会有捕虫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玩家和商贩都会聚集在此，收购蛐蛐。“宁阳的蛐蛐交易，其实说的就是泗店。”该镇宣传员戴成猛对此毫不犹豫。

　　在这三四十天时间里，每天从凌晨四五点开始，泗店镇镇中心几条主要道路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周边的店面，被一些当地人租下来卖蛐蛐。更多的商人则在路边摆上矮方桌，坐在马扎上，等待村民们送来刚从地里捉到的蛐蛐。这些蛐蛐会被村民们按品相先简单分类装好。先送到相熟客商那边卖，余下的，就挨个小方桌推销，直至售尽。

　　有些大客商，则会在泗店镇的小旅馆里包几个房间，或直接住进农家院，等待常年熟识的村民把第一手货源送上门来。

　　当地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抓虫，就是因为这一个月，起码能赚到三万左右的现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一只好蛐蛐，甚至顶得上当地人半年的收入，你说能不动心吗？”当地人说，“一般一天能有六七百的现钱。”

　　泗店镇还专门开通了一些长途客车，不断将蛐蛐送往全国，“从地里收还是便宜的，最好的也不过一两万，但卖过几道，价格就翻上去了。”

　　过了白露，市面上的蛐蛐价格就猛跌，几块钱一只都无人问津。党振海说，这是因为白露后的蛐蛐开始钻洞交尾，“战斗力就不强了。”

　　如今红火的蟋蟀交易，三十多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可寒碜得很。当年最早换一节电池，或者一毛两毛，直到如今的一千、五千、上万。一些大玩家和商贩每年拿出几百万，找人分头“淘宝”，要求在20多天内，把钱都花掉，换成好蛐蛐。

　　刘德强说，宁阳土壤特殊，这里出的蛐蛐特别壮，也好斗。最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逐渐有各地的蛐蛐玩家来宁阳捉虫，也找当地村民帮忙抓虫。

　　“最早不是给钱，是给手电筒的电池。”刘德强说，那会儿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电池是很紧俏的，一只好蛐蛐换一节电池是最初的交易模式。后来商贩越来越多，但是交易的规矩没变过，“谁先看上谁先买”是铁打的规矩，第二个人即便愿意掏十倍价格，也不能“撬边儿”，只能向第一个人买。

　　刘德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1年，他亲眼看到一只蛐蛐被一名天津客商从农户手里以一元钱收购，随后转手卖给一位上海玩家，卖了1000元，“那时的1000元，可是一笔大钱啊。”1995年后，泗店镇的蛐蛐买卖越做越大，这几年当地每年蛐蛐交易超过6亿元。

　　在刘德强和党振海看来，一只蛐蛐是否“好”，就像赌玉，谁也不知道几千几万买下的蛐蛐，是否会被别的蛐蛐一口干掉。

　　“今年11万那条是‘红牙青’。”刘德强说，这蛐蛐分六类，每类都分虫王级、将军级、大将级……除了从其体色、花纹、腮部、大牙、后腿等方面比较，比斗中一生不败、最后一败和偶尔一败成为衡量这些蛐蛐“级别”的核心标准。

　　在党振海看来，讲究虽然多，但最重要还是看腿是否短粗有力、大牙是否如麦粒般有劲，“但有时也难说，就跟相媳妇似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在采访中记者就了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宁阳花万元买了一只蛐蛐，回上海后放到赌场上，战无不胜，为这玩家挣了300万，蛐蛐死后，他特意火化并亲自送它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

　　刘德强不认可那种将蛐蛐买去的违法行为，他觉得从长远来看，会毁掉蛐蛐产业，但现实中屡禁不止。

　　“我这两个月抓蟋蟀，收入大约有四五万元，像平常卖早点的话，一年的收入也合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到‘虫季’的时候，我就会下地去抓蟋蟀。” 今年二十八岁的李冬来自山东省临清市，初中未毕业就跟随父亲“下地学技”，他抓蟋蟀已经有十三个年头，平日里自己经营一个早点摊，到了“虫季”就摇身一变，成了“撬子手”（“撬子手”是蟋蟀捕手的职业称谓）。

　　2017年9月6日晚，山东临清，赵和李冬正在一片玉米地中寻觅蟋蟀。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史阳琨 图

　　从去年开始，李冬在微信上创建了蟋蟀拍卖平台和爱好者交流群，通过手机把抓到的蟋蟀，卖到全国各地的“蟋友”手上。据他介绍，前一晚走上几公里的夜路能抓二十来条虫，第二天一上午就能在微信上卖完，根据虫子品相的不同，价格也从二十元到八千元不等。

　　晚上六点一刻，李冬吃了两个韭菜盒子，带上头灯、捕具和衣服，驱车赶往三十里之外的一块玉米地。一路上轻车熟路，还没到地方，远远地就见几簇白光上下闪烁。“今天我们来的稍微晚了点，这个季节，六点左右蟋蟀就出来觅食了。有时下半夜三点钟还会来，因为那时蟋蟀会大叫，我们能够通过叫声来辨别好坏。” 李冬一边挽起长袖，一边说道。

　　换好衣服后，李冬便去往田埂上去了，有时还会钻进玉米地中寻觅蟋蟀。他猫着腰、捏着碎步往前走，不时低下头来，借着额头的灯光看一下地上，再继续走。有看上的蟋蟀时，他便拿出一个小小的网罩，微微蹲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罩住蟋蟀。蟋蟀被罩住后会受惊跳到网上，这时他再缓缓抬起捕具，用另一只手掌封住下端，把蟋蟀拿到眼前细细打量，如若品相满意，便将其收入专门收纳蟋蟀的竹筒，放入囊中。

　　“一条蟋蟀，它在路边，你从这里过去它不出来，后面的人过去它就刚好出来，让人家看到了，这是‘虫运’。其实不是你去找蟋蟀，而是蟋蟀找你。”李冬说自己的父亲已年近六十，腿脚不便，走路特别慢，曾有一次跟很多人一起下地捉虫，唯独他带回来一条好蟋蟀，卖了七千块钱。

　　在临清，像李冬这样的“撬子手”每年都超过一千人，男女老少皆有，他们平时身份各异，但每年一到了“虫季”，就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奔赴田间地头抓起蟋蟀来。对他们来说，把握好这两个月的时间，可能比辛苦一年换来的报酬还要可观。今年五十岁的赵是李冬的合伙人，也是他父亲多年的老友，同时担任着临清市蟋蟀协会的办公室主任一职。跟蟋蟀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赵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在外人看来，他应该是一眼就能把蟋蟀身上的优点缺点看个清楚，但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

　　“十年代，我们临清有一句口号：一头蟋蟀一头牛，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我们还有一句话：蟋蟀，软黄金。你看，它的重量以克计算，好的蟋蟀上万块，价格比金子还贵。”赵说道，“蟋蟀，你要是能看透了，哪个能斗，哪个能赢，你可以拿个麻袋去背钱了，所以蟋蟀是神虫子，看不透的。”

　　2017年9月7日，山东临清，在位于冠县的蟋蟀交易市场上，赵正在收购蟋蟀。虽然“虫季”已临近尾声，依然有不少村民前来贩卖蟋蟀。

　　早在唐宋年间，就有斗蟋蟀的文献记载。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唐天宝间，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南宋之际，“蟋蟀宰相”贾似道编著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乎蟋蟀研究的著作，后来斗蟋蟀文化一直流传到现代社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斗蟋蟀曾被贴上过“旧文化”的标签。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斗蟋蟀又被人们重拾发扬，在一些地方变得火热起来。

　　蟋蟀在牛筋草的挑拨下张开牙齿，发出鸣响，它的威武姿态被拍下后，将被发到用于拍卖蟋蟀的微信群中。

　　与此同时，斗蟋蟀的这种“你死我活”的胜负存在，让这项活动经常会与扯上关系，天价蟋蟀背后往往是赌徒的投机心态。赵的朋友马老板回忆说：“我曾经花十块钱买了一只蟋蟀，转手几千元卖给了一个杭州老板，他拿着这条蟋蟀在南京的一个赌场里连胜十一场，赢了三百六十万。”

　　跟蟋蟀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赵把蟋蟀经济中的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抓蟋蟀的人，他们多为当地农民，到野地里抓了蟋蟀再拿去卖；第二类是倒买倒卖的商人，他们对蟋蟀了解更深厚一些，一两百买只蟋蟀，可以转手高价卖出去；第三类是蟋蟀养师，他们能把蟋蟀调教的很好，通常会被人请去养蟋蟀，受人尊重；第四类就是斗蟋蟀的人，有些是闲暇娱乐，有些则是赌徒心态，可以一掷千金。

　　“或许还有一种像我这样的爱好者，抓也抓，有喜欢的也买，私下里与朋友吃饭喝酒，也拿两条斗一下。”赵谈起自己的蟋蟀心得时说，“其实真正喜欢蟋蟀的人，不会只看到金钱一个方面，就算它不卖钱我也会到地里抓上几条。蟋蟀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支柱，以蟋会友，加之野外劳动，一身臭汗回来洗个澡，乐呵呵的心情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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