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4-16日三天，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随行的还有豪华的政商界“天团”。不少人因此认为，中德之间可能回到默克尔执政中后期那样较为紧密合作的状态。

　　可以说，此次访华德方不可谓不重视。这是朔尔茨就任总理以来的二度访华，也是他首次在一个国家访问时待这么长时间。

　　出席阵容也不可谓不高，随同朔尔茨来访的还有德国环境、农业、交通部等三位内阁部长，以及西门子、默克、拜耳、宝马、奔驰等一众商界领袖。

　　尤其政界三位部长随行近年比较罕见，有媒体解读可能反映了朔尔茨总理希望加强对华生态环保、现代农业与智能交通等领域合作的意愿。

　　中方也给予了充分的礼遇。在华期间，安排朔尔茨赴重庆、上海及北京三个城市公务，同时多位国家亲自接待并洽商合作。在京期间，朔尔茨还出席了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

　　｜访问重庆期间，朔尔茨总理乐呵呵地在博世氢动力系统（重庆）公司体验为预装的氢动力模块拧紧最后一根螺钉。

　　伴随着此次出访，两国达成了多项合作共识。首先双方同意启动中德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对话合作机制，建立中德工业减碳工作组，并召开中德科技合作联委会第26次会议；

　　其次双方年内将举行第十届中德农业周，并推动包括在非洲、亚洲开展农业相关领域三方项目合作；第三双方将加强旅游、青年等方面交流合作，并一致同意扩大中德客运、货运航权安排。

　　这三点内容尤其后面两条都相对比较新颖，凸显了双方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不断探索全新合作领域的努力。

　　如果结合近期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也刚刚访华并受到高规格热情接待，也许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德双方近期合作的氛围有所升温。

　　此次朔尔茨总理访华之际，德国与欧洲实际上正处于前所罕见的经济困局之中。内政外交三重困境交织下，朔尔茨等一行罕见地对华频频示好。

　　2023年，德国经济负增长0.3%，不幸在欧盟国家中位列倒数，今年其经济增长率预计仍将在低位徘徊，可能仅有0.2%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如果像美国或欧盟部分政客鼓吹的那样对华断链脱钩，首先受到巨大冲击的将是其自身。截至去年，中德贸易额达到约2531亿欧，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且长期占中欧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时德企在华投资总额达119亿欧，同样占欧盟对华投资三分之一左右。随着中国产业与技术不断升级，有研究报告指出，德国工业界对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依赖也长期处于高位。

　　从实现碳中和的历史使命来看，德国恐怕也需要与中国携手。仅以光伏产品为例，2023年中国在光伏产业主要细分领域产能均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全球市场中90%的多晶硅、85%的太阳能电池、80%的光伏组件均产自中国。

　　如果不购买中国货而自己又生产不出物美价廉的光伏产品，德国在太阳能利用方面肯定会大受影响，小则企业竞争力步步落后，大则国家目标难以实现。

　　去年8月，巴斯夫董事会主席薄睦乐曾如此解释其对华增加100亿欧元巨额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到2030年时，全球化学行业增长的三分之二将来自中国，正因如此，巴斯夫希望参与到增长中来，为当地客户在当地生产产品。”

　　在这些战略或重要产业中，对华合作脱节脱钩都可能极大影响德国与欧洲自身实现碳中和乃至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进而削弱其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

　　朔尔茨作为德国政坛当前较为理性务实的家，此次高调出访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递继续推动双方合作共赢的意愿。

　　俄乌冲突旷日持久，目前战场再度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向，美欧之间乃至欧洲内部之间关于如何军援乌克兰吵成一团。如从德国内部来看，两次俄乌冲突两相对比，德国此番境况显然比十年前更加糟糕。

　　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中，默克尔总理纵横捭阖，积极凝聚美欧对俄共识，最终推动俄乌双方签署《明斯克协议》，被认为是默克尔政府在欧领导力的体现，也是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次俄乌冲突爆发前朔尔茨总理则刚刚上任，尚缺乏默克尔那样长期积累的威信，加上其自身个性并不强硬，又受到红绿灯政府内部、欧盟各国之间不同利益与立场掣肘，德国政府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的表现因此被普遍认为缺乏领导力。

　　近日，在马克龙与俄罗斯关于直接冲突的激烈交锋在欧洲引起一片恐慌，不少欧洲人在日益担心核战或局部核战的可怕场景。除此之外，巴以冲突爆发已逾半年，近期伊朗与以色列又爆发激烈冲突。

　　这两场欧洲家门口的地缘剧烈斗争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可能造成影响力下跌、软实力受损的中长期风险，对于欧洲却可能带来被直接拖入战争、难民危机绵延、工业经济竞争力下滑等一系列更为现实与致命的威胁。

　　当前，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阶段，并将于半年后决出胜负。民调显示，拜登与特朗普的支持率相对而言都处于历史性低位，二者较为焦灼，甚至部分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尚处于领先位置。

　　经历过数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欧双方陷入贸易制裁、纷争的欧洲政界，普遍担心其如开启第二任期，双方关系将再度陷入恶化境地，遑论特朗普近期还明确表态在俄乌冲突中不支持乌克兰，以及对欧洲不足额缴纳北约费用的国家鼓励俄罗斯对其进攻等“可怕”言论。

　　《华尔街日报》针对朔尔茨此次访华即明确指出，由于欧洲经济陷入停滞，且对特朗普可能赢得美国大选感到担忧等原因，部分欧洲国家正在重新靠拢中国。

　　｜时隔四年，美国大选迎来的仍然是拜登特朗普二人转这个“老生常谈”，欧洲人对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普遍心有余悸。

　　在朔尔茨率“豪华天团”二度访华之后，尤其在德方面临三重历史性经济困境的局面下，中德之间合作不排除能够迎来一个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小阳春”的可能性，但同时难改美西方整体围堵中国，既要自己的企业在中国捞金、又想切断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总体态势。

　　从朔尔茨的角度出发，他未尝没有与中国缓和关系、友好合作的良好愿望，但无论是因为德国乃至欧洲目前对华断链脱钩的氛围，还是因为红绿灯政府中另外两党的显著掣肘，都令其对德国政坛掌控力影响力有限，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难免体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信号混乱令人困惑。

　　难以体现出凝聚力与领袖力的德国政府也正在失去德国民众的支持。去年10月份，德国两个经济大州巴伐利亚州与黑森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原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均位列第一，目前执政的三党得票率则均不如人意，自民党甚至在巴伐利亚州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几乎同一时期德国调查机构Insa一项测验表明，71%的德国人对德国这届政府表示不满，57%的德国人希望尽早结束红绿灯联盟政府。

　　朔尔茨刚刚回国，针对中国话题德媒又出现一系列负面炒作。如包括德国选择党（AfD）欧洲议会选举头号候选人克拉个人助理在内的4人因所谓对华敏感技术泄密遭逮捕，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

　　又如，德国电视二台（ZDF）和《明镜》周刊援引大众公司内部文件报道，后者在2010年至2014或2015年间约有多达19000份包括某些发动机、传动装置和离合器的技术研发的技术文件被中国黑客“盗取”。

　　继“脱钩”“去风险化”两波炒作之后，近期欧美沆瀣一气，又默契地开始联手攻击中国国内所谓产能过剩，其论调大致是说中国国内政策依赖补贴发展产业，现在已出现产能过剩并将对其他国家倾销，会带来全球贸易不平衡及发达国家一系列问题云云。

　　对此，瑞士《新苏黎世报》指出，“产能过剩论”反映了西方的虚伪与短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则指出，所谓产能过剩本身是个伪命题，如果各国都只生产仅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那么全球贸易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为实现未来碳中和总体目标，到2030年时，全球产销量应达到目前的4.5倍左右，即约4500万辆。可以说，考虑到全球其他国家这一行业的发展态势，没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大国的大量投资与生产，这一目标目前看来难以实现。

　　实际上，新时代下在新能源领域的海量市场需求对于世界各国都是共同发展合作的难得机遇，而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汽车、电池与新能源产品可通过良性竞争合作促使欧洲汽车制造商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欧洲各国及其消费者都有望成为最终受益者。

　　二十年前，中国还仅仅是市场相对较大、发展速度较快，但还比较缺乏技术与资金；而今天，中国不仅拥有超大市场，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技术实力增强，企业实力雄厚。

　　传统上，德企习惯于占据高端工业市场，并凭借自身过硬的质量、技术、品牌等优势掌握定价权。然而今非昔比，中国今天快速迭代的商业环境在不断对德企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推动他们既要适应竞争者创新与技术实力日益增长的局面，又要跟上中国消费者与工业客户们应用场景新、需求变化快的新形势。

　　2024年4月最后一周，北京车展正式拉开序幕，来自全球多国的车企高管与专家云集北京。奔驰中国区总裁指出，该公司过去五年在华研发投入逾105亿元，研发人员两千人，相较2020年已实现翻番且还在不断扩大规模。

　　这样的认知实际上已成为德国汽车界共识，很好地指出了如果不能参与和享有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工程师红利、产能优势与市场发展速度，对于欧洲汽车制造商而言，从长远看，将是巨大甚至致命的损失。

　　所以他们在面对欧洲政客退出中国的鼓噪，德国车企们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力排众议进一步加大在华投资布局。至于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则甚为可笑。难道只有当自己的产品有比较优势时，才鼓吹自由贸易与合作互利，当自身发展不如人意时，就宣扬去全球化与施行保护主义，这不是双标，什么是双标？

　　此次访华回国之后，德国媒体与智库总体上对朔尔茨处于批评状态，认为其对华不够强硬，没有达到所谓“预期的目标”，对其出访进行正面积极报道的寥寥无几，双方互利共赢一面被有意忽视，竞争分歧一面被刻意强调。

　　如德国N-TV电视台表示，德国希望在不疏远其重要贸易伙伴的情况下更加独立于中国，朔尔茨对中国的访问有如走钢丝，在困难中寻求平衡。

　　而欧洲新闻网则批评朔尔茨推动中德经贸合作的举措，认为此举与欧盟层面更具敌意的立场背道而驰，是因为所谓将“德国短期经济利益置于长期安全之上”。

　　此外，近些年德国与欧洲媒体和政客们互相裹挟，对华遏制已形成正确，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信息茧房”和互相裹挟的效应。

　　去年马克龙访华期间，同样在华表态积极并促成了数项互利互惠的重大经济项目合作，然而回法不到半年，由法国车企推动、法国政界支持的对华电动车双反事宜即在欧盟层面启动。

　　今时今日，像德国车企、汽车协会那样认为不要对华保护主义、应弘扬公平竞争的呼吁反而成了罕见声音。欧洲政客们不时体现出骑墙摇摆、两面三刀的嘴脸和态度，因此对这些政客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无论他们说得如何好听，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比如欧盟对华电动车与风力涡轮机双反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德国对华态度何时能放弃或减少制约和打压一面？如果特朗普没有上台，德国与欧洲对华态度会如何嬗变？

　　不要忘了，德国联邦政府于2023年7月公布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国战略”文件，将中国明确为德国“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

　　这一历史性演变正是发生在朔尔茨执政期间，无论是由于其弱势地位还是共识，我们对其不能抱有脱离实际的过高期望。

　　4月18日，欧盟各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围绕欧洲竞争力问题展开商讨。一项受欧盟委托、由意大利前总理莱塔牵头完成的专题报告指出，欧盟与美国在经济表现上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从1993到2022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60%，而同期欧盟增幅不到30%，同时与美中两大经济体相比，欧盟在数字与先进技术方面的投资也不尽如人意。

　　世界银行数据揭示，上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投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30%，到2022年这一数据降至仅为25%，且德法等大国更是仅有16%～18%左右。这已显露出恶果，1991年时，德国工业产值占GDP仍在30%以上，到2023年这一比重已跌至18%左右。

　　面对未来，预计德国的境况将更加糟糕。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家沃尔迈斯豪瑟指出，德国经济不仅当前举步维艰，且在未来五六年内的增长率都将仅有0.5%左右，德国人需要做好应对经济长期萎缩的准备。

　　可惜的是，欧盟在找到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同时，开出的药方却多为保护主义措施而鲜少产业促进政策与狠抓落实精神。例如，最近欧盟又借《外国补贴条例》（FSR），以所谓的扭曲性外国补贴为由对中国隆基绿能、上海电气等多家企业进行突袭式搜查。

　　其实，人的基本需求都是差不多的，吃住行生存发展繁衍等等。近年来欧洲被卷入俄乌冲突不能自拔，工业成本与消费价格攀升，产业竞争能力螺旋式下滑，与此同时，民众们的“获得感”持续下降，内部更加严重，社会治理问题恶化。

　　可以说，社会问题来自经济困境，经济困境则来自决策，欧洲目前的问题一箩筐，已逐步沦落到互相交织、积重难返的地步。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欧盟偏有些人要亦步亦趋跟随美国围堵中国，甚至自作主张要成为对华遏制的急先锋，这些人不但偏离了欧洲民众当前的发展需求，实际上也在伤害欧洲的综合实力与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