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共划分了十三个军区，后来经过重新整编，变为了十一个大军区，担任军区的司令员的都是我军的高级将领，这些担任司令员的高级将领们都是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每个人都立下过赫赫战功，

　　但是，大部分人类都有一个懈怠的毛病，如果在一个环境呆的时间太久了，很容易出现消极因素，这对国家的发展和军队的统一管理都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从20世纪60年始，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中苏边境领土纠纷也在不断升温，已近乎白热化，中苏双方就边界问题谈判过多次，但始终谈不拢，谈判破裂后，苏联当局便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国驻扎了重兵力，摆出了一副随时要与中国开战的架势，党中央毛主席都感到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从1964年10月中旬至1969年3月中旬，苏军在中苏边境共制造了4189起事端，与此同时，还不断的往边境增兵，并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1969年3月份，苏军经常在珍宝岛挑起争斗，与我边防军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双方都有伤亡，随后，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到，让大家做好打仗的准备。

　　6月中旬，召开了多次战备会议，随后，全国上上下下进入了备战状态，全军更是处于了紧急状态，随时准备出征。

　　但是，对于战争的爆发时间、爆发形势以及主要战区在哪里，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出来，因此，大军区的主要必须做到熟悉全国多个战区的情况，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全国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想法。

　　1973年，已80高龄的毛主席，身体状况很是不好，此时，临危受命，顶着巨大压力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军队展开了大力整顿，并多次派工作组到各大军区去了解情况。

　　叶剑英认为，大军区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顶层建筑，而基层部队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也就是说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由绝对可靠的人来掌控，因此，为了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在狠抓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很有必要进行组织调整。

　　叶剑英把自己的这些想法，与刚从江西回京的进行了交流，很是认同，随后，叶剑英和把这个建议汇报给了毛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认可。

　　毛主席又征求了周总理等几位的意见，大家经过一番讨论商量，一致认为很有必要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整。

　　12月12日，在党中央召开的局会议上，毛主席正式谈到了关于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问题，他表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的时间太久了，这样不好，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因素，在有些大军区，政委就是个摆设，什么事都是司令员说了算，根本没政委什么事，所以，这次准备让军区司令员动一动，而政委不动。

　　大家对毛主席的决定一致表示赞同，随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工作正式提上了议程，经过商议讨论，只把八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而新疆、成都、昆明这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到任时间都比较短，对当地还没完全熟悉，所以暂时先不参与这次调动。

　　12月22日，毛主席在会议上，亲自宣布了对调命令，会议结束后，他又把中央局的委员们和八大军区司令员都请到了自己的书房，又详细说了一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并重新强调了一遍各大军区司令员的重要性，同时，又对他们的战时的功勋和领导能力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虽然大部分军区司令员对这项指令都觉得难以接受，但毕竟都是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过来的，面对当前这种局势，他们对毛主席的这种做法也表示了理解，愿意服从党中央的安排。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按照对调命令，将去兰州军区任司令员，虽然韩先楚也明白“不分地方，战场在哪里，者就在哪里”这个道理，但他还是对自己亲手创立起来的福州军区充满了不舍，实在是不愿意离开。

　　毛主席注意到了他脸上表现出来的闷闷不乐，于是，在谈话结束，大家准备离开时，毛主席喊住了韩先楚，让他等会儿走。

　　众人走后，毛主席明知道韩先楚对调的事情有想法，但是他却没有直接与韩先楚继续谈论对调的事情，而是说起来了自己有颗牙，这两天因为发炎疼的很厉害，如果拔掉它，还用不用补牙。

　　韩先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毛主席说的病痛，其实指的是国家当前的一些问题，拔牙就是要对国家进行治理，而自己就是众多“牙齿”中的一颗，为了保持全部“牙齿”的健康，哪里需要就补充到哪里去。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其实就是在给这个国家拔牙治病，目的是让全部的“牙齿”变得更健康，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问题。

　　毛主席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笑着叮嘱道：“你的政委冼恒汉，那可是一个老实人，今后你俩搭档，你可不要欺负他哟！”

　　毛主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韩先楚虽然军事指挥能力特别强，但他的脾气确实出了名的暴躁，在指挥作战时，他经常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打，对于上级的命令，如果他觉得不合理，他就会毫无顾忌的进行反驳，甚至违抗命令。

　　不过最终的结果，基本上都证明他是正确的，因此，虽然韩先楚有时候让人觉得有些霸道蛮横，但是对他的有勇有谋你还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1936年，5月中旬，韩先楚跟随彭老总西征，他按照彭老总的命令率部从另一条路行进，行军的过程中发现敌人的一个骑兵营，彭老总命令他绕道而行，不要与敌军交战。

　　但韩先楚认真分析了敌军的情况后，觉得这仗能打，于是便把彭老总的命令抛到了九霄云外，一举消灭了这股敌骑兵，过后，彭老总也是哭笑不得，但既然打赢了，也就没追究他违抗军令的事情。

　　久而久之，韩先楚因为经常不顾后果的顶撞领导，尤其是在特殊时期，他冒着被的危险，坚决不允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手伸到福建军区搞阴谋，因此有了一个“军中一霸”称号。

　　而正因为毛主席非常了解韩先楚这个人，所以才嘱咐他上任后不要欺负为人老实的政委，来到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的韩先楚，与他搭档的政委是开国中将冼恒汉。

　　1928年，张云逸到田州搞农动，冼恒汉积极加入到了农动中，次年12月，百色起义之后，冼恒汉加入了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被安排到红七军第一纵队部担任宣传员，随后开始追随着张云逸、在黔桂边境转战，由于冼恒汉的工作表现出色，不久后便升任为连指导员。

　　在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途中，冼恒汉被调到第四师任政委，与卢东升一起率领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抵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冼恒汉被安排到八路军120师教导团担任政委，与团长彭绍辉共同率部前往同蒲路、平汉路一带与日伪军作战。

　　之后，冼恒汉又先后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385旅政委和晋绥野战军部副主任，在贺龙的指挥下，率部参加了大大小小很多战役和战斗，立下了很多战功。

　　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部主任的冼恒汉，面对部队新兵和俘虏兵较多的情况，冼恒汉通过开展“诉苦三查”活动，把部队的战斗力迅速提升了上去。

　　毛主席在接见冼恒汉时，边与他握手边高兴着对在场的人们说道：“冼恒汉同志踏实肯干，是个老实人，大家要多向他学习哟！”

　　1955年5月中旬，冼恒汉奉命前往新成立的兰州军区担任政委、等职，自此他就未曾离开过兰州军区。

　　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他配合司令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做的非常出色，与历任司令员的合作也非常的默契融洽。

　　冼恒汉与韩先楚成为搭档后，冼恒汉对韩先楚很是尊重，而“霸道”惯了的韩先楚，也记住了毛主席对他的叮嘱，尽量克制自己的暴脾气，所以他们在搭档期间，相处的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他们的工作分工不同，但二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二位都为新中国做出过很多贡献，而且也都是党中央毛主席最信任的人，因此，在二人成为搭档之前，毛主席希望他们今后能够和睦相处，共同把军区的事情做好，所以才有了对韩先楚那一番叮嘱。